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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天马图像中的马具刻画较为细致。马头未见络头，马背平整，前后各有一个凸点，代表马鞍上的两个直立鞍桥，孙机先生称此类形制为“两桥垂直鞍”。马鞍下为鞯，略呈方形，方框内装饰细密的平行斜线纹。鞍鞯前方有一块半圆形凸起，饰以密集的短线纹，从马尾外侧类似的纹饰来看，这应该反映的是马毛的质感，象征翼翅。胸前有自马鞍向前绕过的带子，被称作“攀胸”。从鞍后绕过马尻的带子叫“鞦”，带子上无任何装饰。通过镜背上东王公、西王母、白虎三幅图像组合形式来看，这匹天马所处位置非同一般，位于以往其他画像镜上青龙所在方位，成为汉代西王母崇拜信仰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2017年国博举办的“秦汉文明”展览中，展出一件东汉陶座青铜摇钱树，1983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万福镇，在钱树上亦可见到西王母、天马的身影（图5、6）。

　　霍巍先生曾对国博天马镜的出现及其社会背景进行过详细探讨，并指出甘肃陇南秦文化博物馆发现一面“尚方镜”上，亦铸有“天马”铭文。国博馆藏的天马白虎神人画像镜是一面传世品，出土时地信息不详，其铸造于何地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笔者检索了一些东汉画像镜资料，对于国博天马镜的铸造区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浙江绍兴漓渚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一面神人神兽画像镜，其构图与国博镜基本一致，东王公、西王母、天马、带翼白虎各据一区，直径19.8厘米。1975年，绍兴县福全镇赵家畈村出土一面东汉仙骑画像镜，直径18.3厘米，现藏绍兴博物馆。扬鞭催马的神人、奋蹄前行的天马形象均清瘦硬朗，充满生命的张力。初步推断，国博藏天马白虎神人画像镜有可能铸造于东汉会稽郡，即今浙江绍兴地区。

　　“天马”一词，最早见诸《山海经·北山经》所载：“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其鸣自訆。”这是指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西汉武帝酷爱天马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典故。先是有人在渥洼水得天马，进献给武帝。《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汉书·礼乐志》则云“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时间记述有异。后来武帝得到了乌孙的宝马，最后是征伐大宛得汗血马。《史记·大宛列传》：“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汉书·武帝纪》：“（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应劭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号一日千里。”关于汗血宝马的体态、样貌，《神异经·中荒经》记载尤详：“（西方）大荒有马，其大二丈，髯至膝，尾委地，蹄如丹，踠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当以絮缠头，以避风病。彼国人不缠。”霍巍先生指出：“天马”的产地在汉武帝的心目中一路向西，“这和汉代中原对流沙、昆仑、西王母神话以及‘升仙’‘西极’等观念的不断西拓，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背后的历史背景，显然是与汉代知识体系中因其地理知识的不断向西拓展，导致西方因素的不断递增有关。国博和甘肃陇南秦文化博物馆发现的这两面铜镜，从考古文物的实例，再次为我们展现出这一宏阔历史背景下的生动画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这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一首诗《天马歌》前两联，首句“大宛汗血古共知”，说的就是汉武帝浓重的“天马”情结。在洛阳龙门石窟西山北段潜溪寺与宾阳洞之间，在一石龛内镶嵌一块石匾，为清代人刊刻传五代至宋初陈抟书“十字卷”，即“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刻石（图7）。清代《历代题画诗》选录以《天马图》为标题的题画诗十首。其中，北宋一首，元代七首，明代两首，今节录部分描写天马的相关内容，由此可以感受到宋元明时期以天马为主题创作的绘画作品数量亦相当可观，并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追捧，所以才出现了一些引经据典的题画诗。

　　后人以“天马行空”来比喻文人的才思敏捷，气势豪放，无拘无束。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刘廷振撰《萨天锡诗集序》云：“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众表者，殆犹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律诗无好结句，谓之虎头蛇尾。即当摆脱常格，敻出不测之语，若天马行空，浑然无迹。”近期，李高峰先生对“天马”主题做了长时段的探讨，其研究结论耐人寻味：自汉武帝遣李广利两征大宛，获汗血马，天马西来成为其后历代王朝的一个信仰与盛举。汉唐时期，西域战事迭起，天马朝贡亦无定数。历代孜孜以求的西域天马，至清代由名转实，化作寻常。在边疆内地化的进程中，诸多对异域边缘的玄幻叙事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归现实。这是一个愈加清晰真实地理空间对过往模糊的文化想象空间的挤压过程。

　　国博藏东汉神人车马画像镜上的骏马形象较多，一般与车相接，再加上东王公、西王母，从而形成固定组合。如“镜里千秋”展览展出周氏神人车马画像镜、传浙江绍兴出土的柏氏神人车马画像镜。周氏神人车马画像镜钮上、下，有两组车马形象，均为五马驾车，中规中矩，马首朝前，奋蹄前行。直径22厘米（图8-1、8-2，9-1、9-2）。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洛阳唐宫中路120号东汉墓发现的车马出行图壁画，前有一人骑马，后有一人驾车，一马拉车（图10），皆处于静止状态。

　　柏氏神人车马画像镜则仅有一组图像描绘四马驾车（图11-1、11-2），向前飞奔，两马昂首冲前，另外两马引颈回首，呈顾盼状（图12），颇具戏剧性。与四马驾车图像隔钮相望的是一组武士骑马狩猎图（图13），画面罕见。两位武士各骑一匹战马，上下布置，大致平行。构图均为武士骑马前行，马首向前，四蹄翻腾，马上武士却是回首转身，手持兵器，与龙虎相搏。位于画面上方的武士持一长柄兵器，刺向飞龙；下方武士则是张弓搭箭，射向猛虎。在极其狭小的幅面上，创作这组狩猎图难度较大，堪称东汉画像镜中的经典之作。直径20.1厘米。狩猎图也是汉代匠师们时常运用的创作题材之一，表现惊心动魄、追逐猎物的场面。例如，1972年洛阳地区食品购销站35号西汉中期墓出土彩绘陶壶，壶腹部绘有狩猎图（图14）；洛阳种子站4号西汉墓出土两件彩绘陶壶上亦绘有此类图像（图15）。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出一面盛唐时期的双鸾双兽镜，是1954年前热河省赤峰县西大营子村辽代驸马墓出土。此镜形制为八出菱花形，内切圆形。圆钮四面环绕双鸾、双兽，相间排列（图20）。以往学界一般只是笼统地称为双兽。若将其与唐代骏马形象比较，可知确为天马。其头上长角，肩生双翼，昂首伸颈，鬃毛扬起，马身健硕，臀部浑圆，马尾翘起，四蹄腾空（图21），极具视觉冲击力，可谓是“天马行空”的线 国博藏唐代双鸾双兽镜（国博供图）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汉镜上的天马图像相比，唐镜上出现的天马图像在表现形式上块面突起，立体感更强，显得身形健硕，骨子里透出勃勃生机，充盈着一种鲜活生命的力量感。均无马具与马饰，看起来更加自由自在，毫无拘束，让人会联想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温水》中所描写 “日行五百里” 的神马：“温水又西南径滇池城。池在县西，周三百许里。上源深广，下流浅狭，似如倒流，故曰滇池也。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家马交之，则生骏驹，日行五百里。”在唐诗中，与骏马相关的诗作甚丰，吟咏天马的佳句频出，大多提到了西汉时期天马西来的故事，可见其影响至深。

　　如果说国博馆藏汉唐铜镜上的骏马图像反映出的大多是天马行空的神话与希冀，那么明代铜镜上的骏马图像，则呈现出现实生活中骏马姿态各异的样貌。铜镜题材从神话到现实的转变，反映出的是一条中国铜镜史上骏马图像的演变轨迹。与汉唐铜镜相比，国博馆藏明代五马镜的构图极其独特。镜背中心以一匹卧马为镜钮，脊背磨平，有锉磨痕迹。环绕卧马钮，周围饰以四匹姿态各异的骏马形象，呈顺时针方向排列。镜钮左侧第二匹马撒欢儿打滚，惬意安闲；钮上方第三匹马立于草原之上，俯首啃草，神情自若；钮右侧第四匹马奋蹄奔腾，颈上鬃毛后飘，马尾略呈扇形分布，高高扬起，表现出骏马疾驰之状；钮下方第五匹马，抬头张口，四蹄着地而行，鬃毛贴于马身，马尾后伸，动作幅度明显比第四匹马要放缓许多。五种姿态的骏马图像，反映出不同状态下非常写实的马的造型。动静结合，题材独特，纹饰少见。亦可解读为一匹骏马五种状态下的不同姿势。直径10.4厘米（图25-1、25-2）。